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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总量和人均GDP要比2020年翻一番，据此测算，未来十年包括2026年，大概需要每年4.17%-4.2%的GDP增速，这是实际增长。但另一方面，要看到中国从2023年第二季度开始一直存在物价下行、GDP平减指数为负的情况，换句话讲，中国名义GDP增速比实际增速偏低，事实上企业、消费者、包括资本市场都有体感“温差”，这不利于改善市场预期、企业利润、居民收入。

　　最关键的挑战在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我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很多年都不到40%，而国际平均水平是56.6%（2023年），美国则接近70%，差距比较大，其中最大的瓶颈在于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占比较低，另一方面，与供给侧也有关系，其实很多研究显示，中国居民的实物商品消费量情况并不悲观，比如，人均蛋白质摄取量、人均蔬菜摄取量远高于全球平均，但是为什么中国居民消费率会这么低，可能有些统计方面的原因，比如服务消费领域的统计数字、统计口径可能带来一些评估上的误差，进而低估居民消费率，但除此之外，更大的原因在于我们的价格偏低以及服务消费占整个消费比重较低，在这两项结构性因素驱动下，居民消费率就偏低了。可能要真正改变居民消费情况，需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这就需要打破“低价—低利润—低收入”的结构性循环，这个循环背后有很多供给侧的问题，有它的底层逻辑在。

　　刘俏：第一点，我觉得可能需要改变地方政府的政绩观。现在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强调GDP增长，这就会导致地方政府行为模式比较容易单一化，都是投向能够迅速对GDP增长产生直接影响的项目。如果大家投相似的项目，重复性投资、低效投资下容易形成产能过剩，加剧“内卷”，很难形成合理的价格、带给企业合理的利润，最终会折射到居民收入层面上。改变地方政府考核指标体系，需要更关注投资于人，把关乎提升居民福祉、人民满意度的指标比如可支配收入、消费率等，纳入考核指标体系，可能做起来会面临一些挑战，但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些思考和部署，因为从长期看，指标体系本身是指挥棒。

　　刘俏：从宏观经济平衡角度讲，供给如果等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说明整个宏观经济的循环比较通畅。长期以来，我们在政策层面包括各级政府工作导向都比较强调生产端，生产端是实物价值创造的过程，最终从价值创造到价值实现，还是靠消费。实际上，供给本身如果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是错配的，也很难转变成消费，因此，“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应该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刘俏：这需要系统性思维，从多个角度、多个维度发力。当然，首先经济要保持平稳增长，特别是微观主体比如中小微企业要有活力，有就业才有收入。“十五五”期间要让居民可支配收入有明显改善，在政策导向、顶层设计上要有所侧重，因为在中国的体制下，有时候政策导向特别是自上而下的“指挥棒”非常重要，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的“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后续会有相关的一些实施手段有序推出，这对可支配收入的提升会起到一些效果。

　　当前地方政府层面GDP核算使用的是生产法，这个确实有它的优势，与过去强调增长、把建设重心放在生产端有关，一个大国首先要有强大的产能，才能在全球竞争中保持比较有利的态势。但未来，是不是可以考虑同时也使用收入法核算GDP？以劳动者报酬、企业盈利为核心核算指标并公开数据，引导地方政府更加执政为民，更加关注营商环境、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的改善，从导向上启动，最终使大家对居民增收、企业增利、营商环境改善、公共服务不断均等化等给予更高的重视。

　　具体怎么做，有短期、长期两方面考虑。短期的话，不管是财政还是金融，可能得为房地产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政府的态度应该更积极一点。从操作层面看，有没有可能在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层面上成立母基金，加上市场机构的参与和金融机构提供的融资，直接参与租赁住房建设，或者收购存量商品房，或者新建住房，将其更新为住房，培育成熟之后通过公募REITs或机构间REITs退出，形成“开发（购买）→培育→退出→开发”的投融资闭环。这样可以释放明确的政策信号，对房地产市场、存量市场提供有力的流动性支持，对缓解当下基本面和预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长期的话，从改革层面，可以推动房地产企业从开发商模式转变为运营商模式。现在讲房地产对经济的贡献，一般是指房地产开发投资，其实住房消费是服务消费中很大的领域，而我们的住房消费在GDP中的占比是非常低的。另一方面，未来的居民可能也不一定愿意很早就让自己陷入买房的债务负担，怎么在供给端提供高质量的住房，让居民愿意租房，而不单纯只买房。房地产企业进而转变为运营商模式，提供有效的服务消费，这也是服务消费供给端的重要改革举措。房地产市场对整个经济的拉动作用从简单的投资拉动变成投资加消费共同驱动，从长远来看，这也许是中国房地产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