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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方面，境外布局进展较慢，国际客户覆盖的广度与深度有待提高。国际一流投行大多覆盖30至50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金融中心和新兴市场均有较为广泛且深入的布局，但因境内外监管审批进程及结果存在不确定性等因素，中资证券机构普遍境外布局进展较慢，覆盖国家和地区数量仍然较少。同时，我国境内大部分证券公司的跨境资管业务局限于QDII与港股通等“走出去”业务，展业形式相对单一。在“引进来”方面，尚未能捕捉到大量外资直接入境配置中国资产的机会。

　　第四个方面，人才储备欠缺，管理体制、信息技术系统等尚未与国际接轨。具体来看，国际化人才方面，国际领先投行境外员工占比基本高于30%,而中资券商中境外员工占比最高的也仅约10%,且大多布局在香港，国际化人才储备存在较大差距。管理模式方面，多数中资券商的国际业务管理模式不清晰，客户信息、业务数据在各业务条线、各区域之间无法实现有效共享，无法向客户提供区域协同乃至全球协同的综合金融服务。信息技术方面，中资投行信息系统大多由第三方提供，国际投行的信息系统大多自建并沉淀多年，能支撑其复杂的全球业务，且积极应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

　　不仅如此，中国企业出海为中资券商国际业务带来新机遇。近年来，包括新能源汽车、装备制造业、高科技等行业的中资企业加快出海步伐，“新制造”“大健康”等重点产业主题成为中资企业出境并购驱动力。境外上市融资、跨境并购等全球资本运作需求也随之增加，为国际一流投行的建设提供了更广阔的业务机会和发展空间。中资券商深耕中国市场、服务本地企业出海的能力是其他国际一流投行难以具备的比较优势。因此，中资券商应在国际业务拓展过程中以跟随中国企业出海为抓手，以服务中国企业与中国资本市场为发展重心，进行前瞻性布局。

　　具体来看：一是境外人民币债券市场发展。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作为境外以人民币进行融资和投资的主要场所，成为推进经济外循环的重要阵地，满足国际投资者需求，扩大人民币在国际上流通和使用的范围，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二是境外企业对于发行熊猫债的意愿上升。发行熊猫债可以帮助国际发行人拓宽融资渠道，助力其持续发展，提升其在国际和国内知名度；另一方面，自2022年4月以来，中美利差出现倒挂，熊猫债的融资成本低于一般境外融资，可以帮助发行人获取较低成本的资金。三是助力实体企业以人民币套保境外商品期货，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进口国，企业对于生产使用的原材料套期保值需求较大。推动企业以人民币进行境外商品期货套保，可以减少汇率和商品市场波动的影响。四是拓展北向跨境交易使用离岸人民币结算。目前所有北向的大宗商品收益互换产品，客户均以美元作为抵押品，并以美元进行结算。但近期出现客户希望使用离岸人民币进行结算的需求。如果未来政策支持进一步拓展北向跨境交易采用离岸人民币在境外结算，或将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首先是国际形势复杂，对中资券商境外展业带来挑战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仍面临较高不确定性，中资券商在境外股票和债券市场均面临多重挑战。地缘政治、国际制裁等外部冲击导致海外市场波动，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影响境外投融资需求，跨境业务可能会受阻。例如，关键技术领域跨境交易数量下降，中企投资高科技产业受西方国家干预；由于全球资本市场波动较大，市场投资者情绪较为谨慎，部分中资美元债国际投资者流失，可能导致认购需求不足、发行规模缩水等问题。

　　此外，资金跨境受限，跨境业务外币资金来源不足，可能导致流动性风险。中资券商境外子公司通常通过举债满足对冲资金需求，但融资利率高，难以维持大的流动性储备池，存在流动性风险。三是中资券商暂无法开展经常项目下的结售汇业务。受账户体系和产品供给约束，代客业务落地困难，境内缺乏外币资产匹配投资需求，券商无法在境内直接发行外币产品。四是跨境证券监管存在一定挑战。实践中，在境外债券市场上，存在部分股权结构不清晰、风控体系不健全的机构通过境外公司获取券商牌照，在境内营销低资质客户，影响企业信用和持续经营能力，对行业高质量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二是加大支持中资券商在海外开设新的分支机构并相应开展业务，简化跨境资本运作流程。境外子公司层级方面，考虑到随着境外业务拓展与多元化，中资券商可能需要通过搭设多层级的实体架构，平衡兼顾规范经营、风险隔离、税收筹划、便利交易等多方面需求，“走出去”面临的情形较为复杂，建议相关部门就跨境架构管理等方面给予指导与支持。跨境资本运作方面，在境外融资、并购、资本运作上，建议给予总体管控到位、符合一定条件的中资券商更多便利，如对中资券商境外子公司在其他国家或地区首次设立、收购、参股经营机构等事项也采取事后备案；对重大的境外资本运作项目，形成跨部委协调机制，提高审批效率。

　　二是建议逐步放宽南向、北向跨境业务规模临时管控额度限制，放宽跨境衍生品业务规模临时管控措施。随着境内外投资者对跨境投资整体关注度逐渐提高，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需求逐步旺盛，可针对交易规模较大、综合服务能力较强、具备跨境牌照的一级交易商，率先取消跨境场外衍生品业务的额度限制要求。其中，南向跨境业务主要帮助境内投资者交易海外股票，实现资产配置的需求，给包括港股市场在内的全球市场提供了增量的流动性，同时也给境内的投资者做多中国市场提供了多种风险管理工具。北向跨境业务是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A股市场的重要渠道，能够吸引更多境外资金入市，境内券商也能通过和境外的交易对手平盘交易，更好地管理A股的场外衍生品风险。

　　三是持续深化跨境联通机制。稳步推进“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进一步扩大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现有互联互通机制的覆盖范围，增加可交易的证券种类和数量；优化交易机制，针对QFII和互联互通机制推出覆盖更多A股标的宽基指数期货、期权，以及个股期货、期权等衍生品，满足境外投资者A股对冲需求。在已开通北向互换通的基础上，推动南向互换通的开通，以期实现更为全面和均衡的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此外，推动探索建立新的互联互通机制，与更多国家和地区的证券市场建立直接连接，拓宽资产配置选择范围。

　　二是优化在港中资券商管理模式，充分发挥大湾区一体化优势。支持中资券商以营销推广、研讨会、高峰论坛等多种形式推广金融产品和服务。在服务跨境投资需求方面，推动实行香港券商为符合条件的内地居民(例如大湾区居民)开设香港投资账户试点。加强大湾区从业资格互认和支持异地展业，进一步提升两地从业资格互认程度，使内地居民能够享受更为专业的跨境理财分析和咨询服务。允许香港金融机构将中后台职能布局到大湾区内地城市。推动建立“大湾区金融数据枢纽”,深化中后台职能的跨境协作。探索中资金融机构有序开展境外虚拟资产业务，香港财富管理市场需求强劲，投资者对虚拟资产配置需求强烈，同时虚拟资产为全球资金提供多元配置选择，协调推动香港建设为虚拟资产枢纽。